即将到来的失业危机

5月12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（下称《报告》）显示，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，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，初次外出年龄也很小，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35.9岁的初次外出平均年龄，并且55%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，远高于老一代的26%。

何为农民工？国家统计局定义为户籍仍在农村，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。《报告》显示，2013年农民工总量为2.67亿人，其中外出的1.66亿人，在本地工作的有1.03亿人。考虑到中国目前城镇户籍人口不足35%，而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3%，其中超过18%的人口、近2.5亿人的差额就是农民工。

随着9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的提速，农民工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出生阶段的不同是最大的差异。《报告》显示，2013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1.25万人，占农民工总量的46.6%，其中87%以上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，初次外出平均年龄仅为21.7岁。再考虑到一个人受过义务教育或高中教育结束时一般为16岁、19岁，这意味着这些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，除了户籍是农业的以外，基本上和农业是毫无关系的。在受完教育以后就进入城市打工，外出打工比例高达80%，而且他们相比父辈更乐意到大城市里打工。

现在来看，用农民工来称呼1980年后出生的进城务工人员，已经很不恰当了。这些新生代农业户籍劳动力，与城里的孩子接受相同的教育，在同一个城市里打工，用同样的手机、上同样的互联网接受知识，除了户籍身份以及在城市里的社会资本存在差距以外，几乎没有区别。农村虽然是生他养他的地方，但恐怕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生活，也没有在农业上劳作的能力。这也意味着，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与深化，城市里的大多数农业户籍常住人口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，哪怕还有一块属于他的耕地、宅基地。

问题来了，城市却没有把这部分人完全的当成自己城市里的市民。北京市昌平区、上海市青浦区甚至明确表示要严控外地户籍常住人口，通过清理群租房、办理居住证、提高生活成本等多种手册来逼退低端行业的外来从业人员。新生代农民工所偏爱的地级市以上的大城市里，落户的要求也都不低，只有高等学历、买房落户、人才引进等有限的几种，每年落户量远远低于新增的常住人口。对于这些新生代们，他们是现实上农村回不去了，但政策上也无法保证他们在城市里能留下来。

这种现实与政策的错位存在极大的风险，那就是如果出现大规模失业潮，新生代农民工怎么办？中国已经十几年没有体会到大规模失业的痛苦了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，中国不仅保持GDP每年10%左右的增长，并且出口额激增，带动了劳动密集型的多个行业快速增长，每年吸纳上千万的新增就业人口。到今天，每年新增就业人口高达1600万，扣除600多万的大学生以外，其余的1000万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。但中国不可能一直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，失业、甚至大规模失业是无法避免的，这是经济规律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工人大下岗的困难，很多年轻人缺乏直观感受，却是当年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件。1997年底，城镇人口3.7亿人，城镇从业人员为2.02亿，其中在国企的1亿多人。到1998年9月，国企下岗职工为716万，随后的七年，国企裁员累计近3000万。

而现在，城市里光农民工就有2.67亿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就比当年国企员工还要多。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失业人口可能远高于当年的国企下岗职工。而且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是制造业和建筑业，两者吸纳了61.4%的农民工，在出口形势恶化、房地产市场泡沫阴影下的中国，农民工的失业危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

我们不能以为，一个在城里就业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在农村还有一块宅基地、口粮地，城市里失业潮来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，过农村生活。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，尤其是在中国现在城乡生活水平、基础设施差距极大的情况下，全国经济不景气、失业潮来临的时候，农村根本不可能吸纳已经在城里就业的劳动力。

与当年国企下岗职工不同的是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里面无亲无故，乡情邻里的社会关系约束无法在他们身上起作用。而互联网、手机等通讯方式的普及，一方面他们易于接受公平、平等的思想，另一方面也容易放大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程度。在解决他们的失业危机这一问题上，决策层将面临更大的挑战。而城市的经营者除了要转变对外地户籍常住人口转变心态，当务之急是改革城市失业率的统计，废除登记失业率，建立现代的抽样调查失业率。